地区版

是什么引起了伯格理对石门坎和苗人的关注?

编者按:石门坎是贵州西北角的一个乡镇,一般人未曾听过这个地名,更别说去过。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从欧洲寄往这里的邮件包裹,上面的收件地址却可以直接写“中国石门坎”。伯格理牧师曾在那里创造了“奇迹”。北大的陈浩武教授近几年在调查石门坎现象,看到伯格理牧师如何用信仰来进行乡村建设。他在接受某记者采访时,谈到了伯格理牧师当时如何融入石门坎的苗族人当中,以及那些苗人怎样接受这位“外来者”。

以下为陈浩武教授在采访中谈伯格理牧师进入石门坎的相关内容:

伯格理是英国循道公会的牧师,受戴德生创办的“内地会”召唤到中国传教。他在中国的活动大部分时间是在云南昭通,在那里呆了17年,并已经成为昭通地区的主教。由于他开始在传教的过程中,主要是针对汉人,尤其是汉族的读书人和知识分子,所以成效不大。我们知道,儒家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视野下,认为文明是有文野之分的,历史上中国人的看法是认为中华是天下的中心,西方和其他地方都是蛮夷。所以他们有一种中华文化中心论,有一种中华文化的高贵感和优越感,而对西方的文明采取排斥和鄙视的态度。基于这样一种价值观,伯格理在昭通的传教并不顺利。据历史记载,伯格理在昭通传教17年,接受洗礼的教徒不到30人,而且这些人还是有一搭没一搭的状态。

其实伯格理在昭通传教的过程中,他根本不了解石门坎,他并不知道花苗人、也不知道石门坎,尽管这两个地方并不遥远。但是当时的苗人属于社会的最底层,属于奴隶,他们没有任何财产或权利。由于处于社会底层,他们也不可能走进或引起伯格理的关注。

真正引起伯格理对花苗人的关注源于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贵州的安顺,也就是今天的黄果树这一带,当时也有另外一个传教士,叫党居仁。他和伯格理不属于同一个教会,而是另一个差会的派遣者。但是党居仁有天突然发现走在路上的四个人,他们的服饰与在安顺看到的其它少数民族的服饰是不一样的。他感到非常奇怪,于是向当地人了解。当地人告诉他,这些人是花苗,是居住在威宁和乌撒的少数民族。当时党居仁便非常友好地接待了这几个花苗人,并且拿了饼干给他们吃。这些苗人从来没有受到别人如此和善的对待,何况这是个洋人。他们非常高兴,并且觉得饼干非常好吃。党居仁就告诉他们,这是上帝的食物。这四个花苗人于是对党居仁产生了特别的好感。当时党居仁就告诉他们,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来找他,他会为他们提供帮助。

后来这几个人真的遇到了一件事。他们在打猎中,打到一个野猪,但是野猪被当地的土目彝族人抢走。彝族人是花苗人的统治者,是土司土目阶层。他们认为花苗人没有土地,没有森林,没有河流和财产,花苗人打的野猪是在他们的森林中打的,因而这个东西本来就属于彝族人,于是他们把野猪抢走。如果在平时花苗人也就忍气吞声,没有办法。但是他们想到当时给他们饼干的洋人说能够提供帮助,于是他们就去找党居仁。党居仁便给当地的官府写了一封信,后来官府判定把这头野猪还给了花苗人。这件事情在当地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在花苗人,把党居仁称作“眼镜有鸡蛋那么大的洋人”,因为党居仁带着眼镜儿。他们对党居仁非常有好感,所以后来经常来找他。党居仁了解到他们从威宁走到这边太远,大概要走15天左右非常辛苦。因此党居仁就对他们说,你们住的地方离昭通很近,那边也有一个牧师叫伯格理,他同样可以帮助你们。于是党居仁就写信给伯格理,让花苗人去找他。

所以,历史的事实是,伯格理在没有去石门坎之前,是花苗人主动找到了他。这些花苗人怀着信任的心情来昭通找到了伯格理,开始是几个人,后来十几个人、后来上百个人一起走到了昭通,这才使伯格理了解到花苗人非常需要他。所以这时,伯格理才决定将他在昭通传教的重点,从对读书人的传教,转为对花苗的传教。他成立了一个部门叫苗疆部。这个苗疆部就是专门开拓对花苗人传教的领域。

伯格理到了石门坎以后,对花苗人非常尊重,他可以和苗人同甘共苦,努力学习花苗的语言,尽量多与花苗人沟通。他还穿上花苗人的服饰,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他与花苗人住在一起同吃同住,赢得了花苗人极度的好感。并且他帮助花苗人治病,为其提供卫生知识,教他们认字。从最初来讲,伯格理和花苗人的联系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后来他在这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才发现,花苗人有一种强烈的学习欲望。

大家知道,苗族人是蚩尤的后代,他们在与黄帝炎帝争夺中原战争失败后,被炎黄的部队从中原赶杀到了西南绝境。在苗族的传说中,苗族是有文字的,但是在他们逃难路经大江大河的过程中,他们的文字和书籍都被河水冲走了。那么伯格理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帮助他们发明了花苗文字,花苗文的发明从根本上改变了苗族人受教育的方式。更重要的是他用花苗文翻译出了《圣经》,用花苗文版的圣经在整个乌蒙山区,在西南苗族人的聚居地区传播基督教的信仰。用信仰和精神层面的东西来改变他们的价值观,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状态,使苗族人接触到现代文明和现代的知识。

后来伯格理和他的继任者,用花苗文编写了《乌蒙山区平民识字课本》,在整个乌蒙山区开展大规模的平民教育和扫盲的活动,使整个大花苗族开始努力识字,掌握新的知识。他对社会的改变从这两点开始:第一,带来了价值观和精神信仰;第二,带来了教育和文化。这两种东西被根深蒂固在苗族的社区当中,就使这个社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在前面说过,在当时那个年代,花苗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上层是土司和土目,再上层有汉人和官府。几千年来,包括儒家在内的教育和文明都没有对苗人产生过影响,因为汉人的中央政府和儒家的文明,从来没有平等地对待过花苗族。他们认为苗人乃化外之民,没有对其进行过教化和文化的影响。2000多年来,实际上伯格理和他带去的基督教文明,是第一种以平等的方式来对待苗人,这点正是整个问题的关键。

陈浩武教授受访全文:我是怎样源起石门坎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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