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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所不知晓的司徒雷登

告诉你所不知晓的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

他的名字曾载入《毛泽东选集》,因伟人名作《别了,司徒雷登》的一文而在中国家喻户晓。这篇由新华社发表于1948年8月8日的文章,将他作为美国的象征而讽刺,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失败的象征。”七十年岁月沧桑,也许他已被许多人淡忘。他是究竟一个什么样的人,透过历史烟云,撩开神秘面纱,寻找他的脚踪,他的经历超乎想象,告诉一个你所不知道的司徒雷登。

艰辛坎坷一生

司徒雷登(J0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外交官、教育家。

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杭州天水堂(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耶稣弄堂)教士住宅,父母皆为早期到中国的美南长老会传教士。1887年司徒雷登回美国弗吉尼亚州读书。1899年,司徒雷登进入神学院,加入了“学生海外志愿传教运动”组织,宣誓:“如果上帝许可,我希望并愿意成为一个国外的宣教士。响应该组织的口号:为基督征服世界!”。1902年,被按立为牧师。

1904年,司徒雷登与路爱玲女士结婚后,携妻子来华回到杭州,学习汉语,并随父亲辗转许多地方传教布道,成了第二代南美长老会传教士。1906年,他们独生子杰克在杭州出生。1908年司徒雷登到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执教,担任《圣经·新约》希腊文教授。1910年,司徒雷登担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司徒雷登接受美国合众通讯社约请,兼任美国新闻界联合通讯社驻南京特约记者,每日发电讯,报告中国时局进展情况,从而与孙中山、蔡孑民、王儒堂、周继梅等政界人物相识。在南京教学期间,还编写了《希腊文初阶》两卷本,专供中国学生学习希腊文用,一切解释均用汉文。1914年,因妻子生病他送回美国修养,期间又在欧朋神学院进修半年。1915年,赴华盛顿访问,第一长老会邀请其讲道,恰逢美国总统威尔逊在该堂礼拜,对司徒雷登讲到中国的一些情况很感兴趣,邀请他次日到白宫去做详细汇报;1916年,司徒雷登回到中国,仍在金陵协和神学院教书着手编纂《希华英词典》;1917年编写了《圣经·启示录注释》和《四福音书注释》等教材。

1918年下半年,美国南北长老会向他下达命令,让他去筹办“一所新的综合大学。”1919年初任燕京大学校长。1921年受聘为中国教会教育调查团成员。19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1933,受到美国罗斯福总统接见,听取他对中国时局的意见。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司徒雷登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被关入集中营,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获释,继续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后为教务长)。1946年(民国35年)7月11日,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同年,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授予杭州荣誉市民。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司徒雷登没有随国民政府南下广州,而是选择留下。同年8月2日由于美国在华政策的彻底失败,他不得不悄然离开中国返回美国,随即退休。

回国后,司徒雷登被美国国务院下了“禁言令”,后又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患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因心脏病突发在美国华盛顿去世 ,终年86岁。2008年,司徒雷登的骨灰被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贤园。

出任燕京校长

当年曾有燕大校友感慨说“偌大的燕园,竟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何至于此?原来许多来华传教士都有一个心志:要死在中国。正如圣经上所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死出许多的子粒来。”

说到自己的经历,曾说“是中国人更多于美国人”。早在1874年,他的父亲,一位名叫约翰·林顿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就和妻子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杭州,在此地传教长达半个世纪,直到去世,两个人都葬在杭州,所以司徒雷登有着浓重的中国情结。

1918年,北京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两所教会大学决定合并成一所大学。这两个私人大学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就试图合并,但矛盾太多,多次协商未果,直到当年才达成妥协,决定选聘一位与原来两校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出任校长。此时司徒雷登已在金陵协和神学院执教多年,成为新校长的最佳人选。但几乎所有朋友都劝他婉言谢绝,但他最终接受了任命。1919年元旦,司徒雷登北上,会见了即将合并的两校有关人士,多方斡旋,成立了由蔡元培等五人组成的校名委会会,最后采纳了诚静怡博士的建议,以燕京大学为校名。司徒雷登担任了第一任校长。

接手后,地址在北京东城的盔甲厂,规模很小,几乎是一穷二白:仅有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学生只有94人,大多数靠奖学金维持。教员中有两位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外籍教师很少有资格在大学执教。学校经费不足,只够开销的一半。他一面改善原有的小摊子,一面策划另起炉灶,扩大规模。他开始为大学寻找新址,在回忆录中记载了寻找的过程:“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变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里路,由于那条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查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宫殿,并因此而著名了西山。”原来这是清代一个亲王废弃的园地,后转卖到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他远赴西安专程会见。司徒雷登显示了他非凡的交际才能,使督军对建校很感兴趣,以6万大洋极低价格把这块40公顷的土地出让给学校,还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作为奖学金捐赠。又陆续购买了其他废弃荒地,是燕京大学的总面积超出原来数倍之多。

燕京大学属于私人教会大学,建校之初,没有政府资助,除了一小部分学费收入外,学校85%自己来自私人捐助。在司徒雷登担任校长的27年间,他十几次往返美国,为学校筹集资金大约25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成了燕大的主要经济来源,连大军阀孙传芳也曾给燕大捐款2万银元。1917年至1918年,燕大总预算为3.5万美元,有87%来自教会捐助。1937到1938年预算为21.5万美元,教会捐助达14%以上,美国私人捐赠为55%。

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的另一个大手笔是争取到美国铝业大王霍尔去世后,近200万美元的巨额遗产捐赠。利用这笔基金,他说服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天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建立了哈佛燕京图书馆。虽然哈佛燕京社的北京部分在1952年关闭,但其在美国的机构一直运行至今,为汉学研究以及中美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时至今日,我们仍能看到三联书店出版的哈佛燕京学术系列丛书,正是由该机构赞助出版的。此外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也经常给燕大津贴。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37年,司徒雷登从这两大财团获得的津贴就达400万美元。

经过数年建设,1926年新校址正式投入使用,燕京大学校园建设,融合了中西文化,各种建筑八十八座,布置了一座美丽的校园。他自豪地说:“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大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他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这个学校及其国际主义理想的感情。”到三十年代,已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他也成为名噪一时的教会教育家。

他创办燕京大学的方针是:燕京大学是作为传教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为的是给教徒的子女提供教育设施,更多是为训练教会的工作人员。这种辅助功能,使他能够提出要求,在中国土地上建校的唯一理由,也是获得获得财政支援的唯一指望,我要燕京大学在气氛和影响上成为彻底的基督化,而同时又不使人看出它是传教运动的一部分。在办学理念上,他秉承“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认为大学的核心就是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他认为大学就是给学生以自由。明确指出,保持中国的民族自由及其优秀的优秀的民族文化及实现太平洋的和平及全人类的进步事业绝对分不开的。

培养各方人才

燕京大学仅存在了33年(1952年停办),期间还受到日军侵华战争严重干扰。注册学生不超过一万人,却为中国培养造就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

他特别重视新闻系建设,与美国最著名的密苏里新闻学院挂钩,延聘了中国人民之友埃德加.斯诺任教,成立了燕京新闻社,独立发稿,出版《燕京新闻》《平西报》等,到1936年,成为全校著名系科之一,毕业生被介绍到国内许多新闻机构任职,有的被派驻国外。据司徒雷登本人说“有一度时期,中国新闻机构派驻各首都的代表,几乎都是燕京大学的新闻系毕业生,在中国各报舘任职的我校毕业生,也毫无愧色。”

社会学系也是该校较大的系,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合作,得到该校的基金补助,成为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1928年在北京郊区清河开设了一个农村试验站,训练学生进行农村社会调查,推行平等教育和农业改良活动,到1934年,燕大社会学系增设了农村社会学、农村教育、农村合作、现代欧洲农业经济、农村改良运动之比较等课程,并不断派送学生到各教会、青年会和国民党政府办的乡村实践基地实习,1935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拨出专款,指定由他出面,组织华北乡村建设委员会。燕大社会学系也加入了该组织。

司徒雷登深知,要把大学办成一流大学,必须要有一流的教师。他坚持由学校自行聘请教师,所有教师不必信教;按教授等级,中外教授同等同酬,对有名望、有真才实学者,登门拜访,高薪聘用。燕园内一时名士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历史系有钱穆、邓文如、陈垣、顾颉刚等,哲学系有洪谦、冯友兰、张东荪,政治学有萧公权等,其中任何一位,都是几十年后中国学人难以望其项背的。而费孝通、雷洁琼、谢冰心、张友渔等都是出自该学校。当时教授月薪360元大洋(银元),校长月薪500大洋,而他只拿教授月薪,当时的国立大学常有欠薪,但燕京大学从不拖欠薪资。

司徒雷登是一位谦卑善良的基督徒,先后作为燕大学生和教员的冰心这样描述自己的校长:“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了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了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来的。”

支持爱国运动

支持学生爱国运动,是司徒雷登主政燕京大学始终坚持的理念。1920年全国学联因政府与日本就山东问题谈判停课,燕大师生积极响应,罢课六周,以示抗议;1925年“五卅”惨案后,燕京大学发表宣言,其中就有校长司徒雷登的支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师生走上街头游行,在队伍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怒斥日军侵略行径。1934年,司徒雷登赴美,突然接到要他立即返校的电报,原来是北京学生为反对对日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京大学学生宣布罢课。司徒雷登赶回后立即召开大会,有人以为他会不支持罢课,哪知他说:“我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接我的人,燕京大学是否也去南京请愿了,我听到答复是,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京大学的学生没有参加请愿,这说明这些年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为抗议日本侵略暗中策划的华北自治阴谋,燕京大学学生徒步向西直门进发男同学的领队,就是后来曾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黄华。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北平。日方经常借口挑衅,逮捕燕大师生。司徒雷登经常奔走于美国领事馆和日本驻军司令部之间,出面斡旋交涉。他曾说:“北平沦陷期间,我的学生在参加爱国活动后,回校后总是兴奋地告诉我,他们是如何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和人民的。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尤为感人的是他们已在身体力行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不再顾忌美方反应,日本宪兵队闯入燕园,对学校包围封锁,逮捕了燕大师生18人。正在天津为学校募捐的司徒雷登也被捕,被关押在山东潍县集中营(长老会乐道院),作为国内最大的集中营,曾关押过2008名外国侨民,其中不乏国内外知名人士。由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巴黎奥运会400米冠军埃里克·利迪尔;蒋介石顾问雷振远、山东大学创始人赫连博士、齐鲁大学教务长德威斯,美国《时代》《生活》周刊创始人鲁斯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都曾在这里度过童年时光。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在狱期间,开始受到审讯,但日本人一无所获,此后只允许看两种报纸,一份是北京出的英文报纸,另一份就是英文版《大阪每日新闻》,四年时间,他完成了自传,写成了《在华五十年》。出狱后次日他就又回到燕京大学,着手重建校园。10月10日,燕京大学重新开学。

努力促成和平

1945年,内战迫在眉睫,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马歇尔担任特使,调处国共纠纷,期望化干戈为玉帛,由于复杂原因调停失败。马歇尔提名司徒雷登担任驻华大使。1947年7月司徒雷登在南京履职,他以促成和平为己任,试图组建中国的联合政府。他曾写道“我之参与若存一线希望,促使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组成联合政府及统一军队以结束此场耗竭民力、自相残杀之内战,我即不惜代价,全力以赴。”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不听他的,他作为大使,又不得不服从美国政府的决策——他的一切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内战全面爆发。他痛责自己失职,写到“我辜负了中国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本能说服任何一方达成协议而做出让步”。1948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他没有和国民政府迁到广州,而是留在南京,想和中共保持接触。他表示中国问题不只是一个对华政策问题,而且也是关系世界和平的问题,希望解决好中美关系,这对世界和平是一大贡献。

毛泽东转托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陆志韦写信给司徒雷登,表示他可以以个人身份到北平参加燕大校庆。周恩来则通过黄华表示,欢迎司徒雷登回燕京大学一行,表示可能一晤。但司徒雷登向美国务院请示时遭到拒绝,并命他立即返美。在南京100天后,他不得不离开。国民党政府希望他先到广州再回美国,认为这是对他们精神支持,但司徒雷登从南京直飞冲绳,并发表声明,赞成中共领导的中国政府,但美国国务院未让此声明在美国发表,还电告他不得再作声明,就这样司徒雷登黯然离开了他生活奋斗了45年的中国,从此再也没有踏上这片土地。

孤寂晚年岁月

回到美国仅三个月后,司徒雷登一病不起严重的中风后遗症使他长期在轮椅和病榻上度过而后的13个春秋。尽管他为燕京大学募捐得巨款,可从未为自己留下什么,他一生简朴,没有积蓄,由于长期在中国工作,没有社会保险。1952年,辞去大使职务,生活来源仅靠亚洲基督教联合理事会每个月发的微博退休金,生活相当拮据,晚景凄凉。燕大有钱,他自己却没有钱,很少买衣服,袜子和内衣上都是补丁。即使担任驻华大使月薪1000美元,他又拿出相当一部分捐给学校。他的夫人早在1926年6月5日就病逝于北京。他的儿子杰克后来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城担任牧师,收入也低,没有能力照顾他。他的生活起居完全依赖从年轻时一直跟随在他身边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及其家人照料。他立下遗嘱,请秘书在他去世后,如有可能,将他的骨灰安葬在妻子墓地旁。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在华盛顿病故。

2008年,在美国大使雷德、燕京大学老校友们和杭州市民的注视下,阔别了中国60余年的司徒雷登的骨灰,运回杭州,11月17日,前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墓碑上镌刻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本文参阅网络资料及顾长声著《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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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司徒雷登先生的一封信

那时我年幼无知,不谙世事,受那个时代的影响,认为您是对中国人民不友好的美国人,因此几十年来,想起您的名字,就没有好感。后来,我信了耶稣,因为对您没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还保持着对您原来的看法。直到前几天,看了一篇有关您的文章,对您重新有了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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