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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

9月23日,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七十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是为了纪念七十年前的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发的中国基督教界进步人士联名发表的《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统称三自宣言)。作为中国基督徒,您是否了解其中的来龙去脉?我们一起穿越历史时空,回顾那段难忘的历史。

(一) 基督教在华三次传播历史

历史上基督教曾经三次传入中国,第一次是在唐朝,基督教第一个派别聂斯托利派于公元635年(唐贞观九年)传入,称为景教。当时曾受到礼遇,第一个波斯主教阿罗本来华,唐太宗派遣宰相房玄龄出长安城迎接,并准赐传教布道,又亲颁敕令建寺译经。到唐高宗时达到鼎盛,曾一度“法流十道,富国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后唐武宗下令灭佛,景教也被殃及一同被禁,随之在中原销声匿迹,只在西域边陲残存活动。

元朝时期,在蒙古人和色目人(蒙古统治下的西域各族和西夏人)中传播着也里可温教,元朝政府曾和欧洲天主教教皇建立直接联系,只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这两族中传播,并没有进入人口占多数的北方汉族人和南方汉族及其他民族。而后随着蒙古政权被推翻,也里可温教随着元朝灭亡,而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明末清初,以耶稣会、多明我会及方济各修会为代表的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其中利玛窦最具影响,他采取尊重中国文化的适应策略,并适时介绍西方科学文化,博得了部分中国士大夫的好感和支持,使得天主教在明末清初的朝代更替中产生了极大影响,甚至后来连康熙皇帝曾一度产生极大兴趣,对传教士尊重有加。但后来由于与罗马教廷如何看待中国人祭祖的“礼仪之争”,导致后来的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先后下令禁止天主教的传播。

从基督教三次传入历史来看,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曾一度兴盛,但终究昙花一现,没有持续成功,最终原因是没有考虑到基督教外来的特性,没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处境化相融合,没有在中国展现基督教的“自我特性”,所以也就得不到众民认可与接纳。无法实现“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的美好愿景。

 (二)鸦片战争与西方传教士

十八世纪中后期,清王朝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的繁荣盛世后,由于盲目夜郎自大闭关锁国,逐渐呈现经济衰退、政治腐朽,思想僵化、故步自封的没落,而西方欧美列强历经工业革命后不断崛起,发展日新月异。他们对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早已虎视眈眈,为掠夺资源抢占海外市场,他们凭借坚船利炮,走上了殖民侵略扩张的罪恶旅程。与此同时在英国福音奋兴运动和美洲大觉醒运动激励下,大规模海外传教运动应运而生。随之传教运动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扩张而兴起,成为海外殖民扩张的组成部分,在精神上控制殖民地人民,维护列强的殖民统治,使传福音和殖民侵略产生不可割舍的联系。

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抵达广州,成为第一个踏上中国本土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而英国不法商人向中国走私鸦片牟取暴利,中英冲突日益严重,并借口发动侵略战争,中国近代史的悲惨命运由此开始。1840年,英政府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借口,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失败而告终,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1856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无能的清政府再次战败,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化。特别是八国联军烧毁了皇家园林圆明园,无数中外罕见艺术珍宝被付之一炬,令人痛心无比。后清政府又被迫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及帝国主义大肆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地,被迫增开商埠,开放西南门户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列强勒令战争赔款本息9.8亿两,39年还清。各租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奇耻大辱令人愤慨不已。

应当肯定的是,基督教传入也对中国社会文明进步做出了相当贡献。当时中国闭关锁国,中国人对外面世界一无所知,许多传教士抛家舍业,来到中国,再传扬福音同时,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兴办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慈善事业,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1823年,马礼逊编撰完成了第一部英汉字典《华英字典》;1815年传教士创办了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开办了眼科医局,成为中国境内第一所现代化西医医院。一些传教士甘愿牺牲委身,捐资赈灾济贫,救死扶伤,抚恤矜寡孤独,有的甚至不顾个人安危保护中国人民性命,他们的善行义举蒙神纪念,也永远铭记史册。               

(三)基督教自立与本色化运动

十九世纪末之二十世纪初,中国先后爆发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新文化运动、非基督教运动等针对基督教的反对浪潮。 一些教堂被焚毁,传教士及中国信徒为主被杀殉道。引发了一些具有正义感和虔诚信仰的中国基督徒的反思,从教会发展长远看,他们逐渐领悟到,中国基督教应该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影响,脱去“洋教”的坏名声,实现独立自主,于是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探索和实践。

教会自立首先在经济上不再接受差会援助,由中国教牧人员独立自主办教会。1862年,厦门由英美长老会推动的,在同一地区同一宗派的各差会联合组成“中华自立长老会”首开全国“自立自养”教会先河。教堂自聘牧师,信徒奉献供养。1873年,广东陈梦南创办了“粤东广肇华人宣道会”,由华人自治自立,后建立教堂40座,颇有影响,成为华人教会自立先驱;山东登州邹立文等创办“山东酬恩布道会”,成为此后中华基督教自立会的前身;1906年上海俞国祯牧师创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是华人教会自立旗帜最鲜明者之一,在章程中明确指出“具有爱国爱教思想,自立自制之精神”、“凡事不假外人之力,各会华人不分彼此,不限区域,庶几联络同志,合二为一。”其鲜明的爱国立场和倡导教会自立合一的精神可见一斑。得到了热烈响应,到1932年,已有分会支会300余所,信徒两万余人,遍布全国多个省份,甚至在南洋地区也有。1912年山东青岛信徒刘寿山创办山东中华基督教会;1916年,并与烟台、济南和天津和北京自立教会共同组成“华北中华基督教联会”。1925年,山西洪洞内地会传道人李让发起自立办教会运动,创办“洪洞中华基督教会”,实行自治、自养、自传,1928年,王民三等人进一步提倡自治、自养、自传,推举周振基为长老,此后晋公会成为基督教完全自立的教会。

1922年,基督教全国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主题是“中国教会”,参会人员中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职人员各占一半,实际上大会仍由差会和外国传教士操控,大会提出了“本色教会”的主张,认为教会的前途在于“合一、本色、成圣”,并成立了“中华基督教全国协进会,选举余日章、诚静怡分别任会长和总干事。中国教会领袖江长川、诚静怡、刘廷芳、赵紫宸等对“本色教会”表现出极大热情和迫切要求,积极撰文探求中国教会本色化之路。本色化教会的实践方向自立、合一、本色,主要特色是反帝爱国,提出自立、自养、自传主张,体现在不依赖西方差会,中国基督教自主办主张不分宗派,团结一致成立教会,同时在教堂建筑、音乐、美术等方面融合中华文化,不再沿袭西方传统,在教堂悬挂了书法匾额,圣乐中编写了中国民歌曲谱,实现了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的探索,为此后的三自爱国运动的奠定了基础。           

(四)新中国成立后三自爱国运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中国从此走上了独立、民主、统一,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当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颁布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共同纲领》,基督教界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部主任吴耀宗、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邓裕志、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教务长赵紫宸、《田家》半月刊主编张雪岩、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事工组主任刘良模。《共同纲领》第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会议结束后,参加会议上海代表返沪,在各种场合介绍政协会议精神和共同纲领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呼吁基督徒要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新时代,走向光明。此后全国政协中的基督徒政协代表和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和女青年会决定组成一个全国性“基督教访问团”,计划走访华北、华中、华东、东北、华南五个大区的18个城市,自1949年11月开始访问,到1950年5月结束,历时半年,因着种种原因,未能访问东北和华南地区。所到之处,受到各地政府高度重视,增进了沟通联系,并与各地教会联系,宣传了宗教政策,消除了教会和信徒的误解,稳定了人心,了解了各地教会的处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北京访问期间,吴耀宗将收集的问题汇总整理,草拟了《处理基督教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拟向有关部门和周恩来总理汇报,请求政府解决。为彻底提高中国基督教界领袖提高认识,彻底解决基督教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问题,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之中分别于5月2日、6日13日与基督教界领袖座谈,语重心长地开导他们。通过访问,在各地广泛宣传了革新教会思想,为中国基督教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促进了《三自宣言》的前期筹备工作。

与周恩来总理座谈后,吴耀宗先生肩负了起草一份宣言的责任,历经8次修改,周恩来总理尽管不是十分满意,但他尊重教会态度,完全认可了宣言。毛泽东主席对即将发表的宣言作出批示:“吴耀宗的文件是有用的,请考虑用内部文件放时电告中央局及各省市委,并请他们注意赞助。”两位领袖的认可,实际上就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认可。1950年7月25日,吴耀宗会同40名教会领袖联名向全国基督徒发出了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三自革新宣言》,同时发出了一封征求签名拥护的“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发起人至全国同道的信。宣言发表时间是7月28日;9月23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宣言、40位发起人名单和1527名首批签名者名单,并且配发了《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文章,高度评价这是“中国基督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标志着三自爱国运动的开端。因此,9月23日就成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纪念日。

这40位首批发起人名单,中国基督徒应当铭记,他们是:丁先诫 、王世静、王吉民、王梓仲、方权轩、江文汉、江长川、艾年三、汪彼得、吴高梓、吴耀宗、林永俣、邵静三、招观海、胡翼云、涂羽卿、韦卓民、高凤山、孙王国秀,凌俞秀霭、崔宪详、陆志韦、戚庆才、陈文润、陈芝美、陈崇桂、杨肖彭、赵紫宸、赵复三、熊真沛、邓裕志、黎照寰、刘良模、刘维诚、郑建业、鲍哲庆、缪秋笙、檀仁梅、庞之焜、萧国贵。

宣言发表后4年时间,全国三分之二的信徒在上面签名,表示拥护,到1954年,统计签名基督徒共41.7万人。由此可见三自爱国运动深得人心,蒙神赐福。1954年7月至8月,中国基督教第一次全国会议在北京召开,参会代表232人,来自62个教派和团体。吴耀宗向大会作了《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四年来的工作报告》,会议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通过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简章》,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为具有最广泛代表性的全国领导机构,吴耀宗当选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自1952年起,原属各个不同宗派的神学院开始联合办学,相继成立了不分宗派的金陵协和神学院、燕京神学院等,率先在神学教育领域开展了探索实践合一。1958年中国基督徒遵从“彼此相爱合二为一”的圣经教训,开始了联合礼拜,基本结束了宗派林立的局面,促进了三自爱国运动向纵深发展。

弹指一挥间,七十载峥嵘岁月,中国基督教经历了三自爱国运动,引领中国基督教走上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影响深远的大事件。历代基督徒无数先辈不懈努力,教会恢复发展后历久弥新,影响极大,意义深远。改革开放四十年国家振兴、经济腾飞、社会和谐,为中国基督教逐步办好教会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此后提出的神学思想建设主张,不断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国基督教积极回应社会需求,积极办好教会,投身社会关怀,效法基督“爱人如己”,在各项社会公益服务中做出了基督徒应有的贡献,彰显了基督教良好的社会形象。不懈推进神学思想建设是中国三自爱国运动的不断深化和发展,“神学是教会在思考”,本着圣经教训,以现实处境为出发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绽放了勃勃生机,中国基督教会成为中华大地上神人喜悦的荣耀佳美见证。

(本文参阅严锡禹《三自宣言》的发表及金陵协和神学院《神学思想建设》等资料,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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